欢迎来到野望文存-文艺!
当前位置:野望文存-文艺 > 热点资讯 > 文学谈 >  于开轩|《“他者”的多元辩证法——重读<玫瑰门>》(四)

于开轩|《“他者”的多元辩证法——重读<玫瑰门>》(四)

发表时间:2021-12-31 08:00:00  来源:野望文存  浏览:次   【】【】【
编者按

《玫瑰门》重在刻画人物关系,创制出三种生存状态。本文第二节提出,“面向他者”这种生存状态是小说的重点,由此分析小说的“他者”书写。第三、四节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小说1980年代的叙事,创制了富有亲和力的人物群像,展现人际交往的美好可能性;其二,围绕苏眉的“在草原上作画—看《静静的顿河》--与叶龙北谈剧本”等情节,以文艺与社会浑融一体的1960年代作为参照,衬托出铁凝在1980年代的文艺观。



四、文艺与社会,以及“60年代”与“80年代”



如果我们邀请米兰·昆德拉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会提醒我们:过度温情地亲近“他者”,乃至忽略世界的丑陋,是值得警惕的。在其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昆德拉指出,无论是老年绅士对于几世同堂的赞美,还是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平等的讴歌,背后都隐含着巨大的陷阱,就是“对于生命的绝对认同”,即“刻奇”。“刻奇”的危险之处是,它预先排除了生活本有的丑陋,让人们不断感动于——先是自己产生莫名的感动,再幻想着全人类与自己一同感动——世界的美好。

从昆德拉回到铁凝,我们不难发现,铁凝对于类似“刻奇”的思想,也保持着警惕。在2004年与赵艳的对话中,铁凝说到,“真正的清澄决不是单纯的明快,(中略)是从最初穿越了很多苦难、毁坏,甚至是地狱的某一段,仍然没有沉下去,而是一再地上升,最后达到的境界才是澄明”。换句话说,铁凝为了达到澄明的境界,会直面世界的丑陋,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真诚。落实到《玫瑰门》,苏眉以俏皮的口吻,做了意思相近的自白,“我相信/没有比一个人坐在马桶上等待排泄物倾出时的表情/更忘乎所以的了,没有笑,目光显出少有的严肃和专注/眼里还闪着泪花,那不顾一切的单纯才是人最真实的面目”。

有意味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提到了“排泄物”,相关段落与《玫瑰门》有所呼应:贵胄之子雅科夫因他人指责自己的排泄物污染了厕所,在不堪忍受之下进行了自杀。昆德拉认为,雅科夫把指责自己的排泄物,视作侮辱自己的高贵身份,这为没有重大意义的生活赋予了意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昆德拉虽然肯定了雅科夫,肯定其坚守内心的表现,却无法再作深入。与之不同的是,对于坚守生活的意义,铁凝提出了有力的方案。

梁静较早洞察了这一点,她针对小说中苏眉在60年代阅读《静静的顿河》连环画这一情节,认为正是《静静的顿河》促使苏眉直面丑陋的生活,追求纯净的境界,“这是很紧要的一笔,反映了苏眉对女性性别的认同与期待,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对男性话语圈套的警觉与抗拒”。笔者认为,梁静虽然局限于女性主义的解读框架,但她发掘了“《静静的顿河》”这一能指,为我们打开了解读空间。事实上,《静静的顿河》描绘了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战斗与爱情,其极强的可读性是《玫瑰门》里苏眉手不释卷的原因;更关键的是,该书对于“日常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生活会逼着你去弄清楚,而且不仅仅逼着你去弄清楚,还要竭力把你往某一方面推”。具体而言,葛利高里在面对严峻挑战时,不仅坚守内心的真实,更是拿出实际行动,积极克服生活丑陋的一面;这符合《玫瑰门》里面苏眉在成年时的言行,展现出铁凝对于青年一代的期待。

值得推敲的是,米兰·昆德拉和铁凝都没有全然否定“刻奇”。对于前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人公萨比娜在美国得到了关爱和支持,不再视世界为丑陋,由此认为“刻奇”“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力,它就像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对于《玫瑰门》,刚在美术学院站住脚的苏眉,在梦到苏玮艰辛谋生时,不禁泪如雨下,“她哭了她哭醒了,身边的丈夫问她是不是做了噩梦,她不告诉他,她不屑于告诉他。她伤心地继续大哭,一如当年在北京为小玮的那些伤心。她哭着庆幸着,庆幸时光并没有冲淡她和苏玮的爱”。在此,苏玮的梦不只是姐妹亲情的展现,更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具体而言,“日常生活”不仅展现出无意义的一面,比如丈夫无法理解苏眉的感情;更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过去”(“当年在北京”)散发出弥赛亚式的光芒(“她和苏玮的爱”),从而升华“现在”。

这种升华带领我们走出“刻奇”的观念,进而欣赏“日常生活”生机勃勃的美。从学理上看,昆德拉对于“刻奇”的批判,直接受益于哲学家布洛赫,布洛赫则终其一生难以摆脱其挚友——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的思想包罗万象,却有着朴素的文艺观,即坚守文艺作品的本真性,反对用复制品取代作品的原件原貌。基于这一点,本雅明对于 “灵晕”——代表着艺术作品本真性的气氛与意境——十分重视。而在《玫瑰门》中,苏眉的同事叶龙北显然深谙此理,他在讲述自己剧本里原型人物的故事时,极为注重讲述与“灵晕”有关的要素,“要讲他见过的这位漂亮女人又必不可少地得讲这女人的生态环境,如叶龙北发现她的时间、地点乃至必要的意境和当时的气氛”。

叶龙北这个人物,在《玫瑰门》里面是个业余编剧,他重视“必要的意境和当时的气氛”,表明他希望剧本故事有些原汁原味,这与本雅明文艺观形成了惊人的呼应。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这篇重要文献里,痛悼口传故事失去了原汁原味,失去了“灵晕”,并对当时的“讲故事的人”提出了鼓励与展望。

回到《玫瑰门》,叶龙北这个“讲故事的人”,有着高度的历史性。在上引小说原文的语境里,叶龙北笔下的“漂亮女人”,在其酝酿良久的剧本中,为一位负伤的老战士送苹果,心存感激的老战士一活过来就要吃苹果。可以看到,叶龙北的剧本并不侧重塑造英雄形象,而是重在刻画老战士的各类需求,例如吃苹果的需求、回报女恩人的需求。客观地看,叶龙北的剧作,重在反映革命者的个体需求,类似于《千万不能忘记》《年青的一代》等剧作,具有鲜明的60年代特征。由此可见,叶龙北念念在兹的“灵晕”,指向着60年代,指向着文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时刻。

值得细读的是,叶龙北这个虚构的剧作家,带着本雅明的影子。概括地说,两人都期待文艺能有助于社会,都渴望在现代社会把握住艺术作品的 “灵晕”。而且,落实到《玫瑰门》对于叶龙北的刻画,不同于其他徘徊在“日常生活”地表的人物,叶龙北显得超脱而神秘。他住在响勺胡同时离索群居,长时间在家里养鸡与写稿;他虽然暂时脱离了原来的单位“艺术研究所”,却不忘指导苏眉等进步青年,主动为她们讲解写剧本的方法。有意味的是,本雅明同样长期脱离社会大众,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即法兰克福学派的下属机构)工作时,他的文艺观引起了诸多同事的不满。类似的描述常出现在特里·伊格尔顿、理查德·沃林、苏珊·巴克等学者介绍本雅明的文字,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更值得深思的是,我国在接受本雅明理论之时,一直遮蔽其文艺观。简而言之,本雅明理论的译介者要么关注本雅明的奇闻轶事,要么用“一种去政治的话语实践”去介绍其观点;而这样的解读方式,显然遮蔽了本雅明朴素的文艺观,忽略了文艺与社会的深度互动。与此形成惊人呼应的是,在《玫瑰门》里,叶龙北先是将剧本里的老战士设想为“陷入了命运对他的摆布”,认为“不应该把这归结于社会”;而在回应苏眉“艺术给人的启迪还是不可忽视的”这句话时,叶龙北冷漠地说道“仅仅是启迪”。可见,80年代后期的叶龙北不再认可文艺对于社会的帮助,不再拥有艺术工作者的社会担当;由此推想,随着90年代“人文精神”的落潮,叶龙北的剧本会继续延宕下去。

面对失落的叶龙北,苏眉鼓励道:“您可以用您的假设去给社会以启示呀,艺术是应该走到社会前面的”。两人的观念产生冲突之际,小说安排两人“走过了香山一切可供人走的地方,看过了香山一切可供人看的地方”,缓解了两人的矛盾。明显的是,在80年代后期,在文艺与社会不再紧密联系的时刻,铁凝会支持苏眉的文艺观,正如她一再重申的,“文学(中略)始终承载着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





结语:亲近“他者”,面向“人民”


如前所述,《玫瑰门》重在刻画人物关系,创制出三种生存状态。在本文的第二节中,笔者认为,“面向他者”这种生存状态是小说的重点,由此分析小说的“他者”书写。在本文的第三、四节,笔者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小说80年代的叙事,创制了富有亲和力的人物群像,展现人际交往的美好可能性;其二,围绕苏眉的“在草原上作画—看《静静的顿河》--与叶龙北谈剧本”等情节,以文艺与社会浑融一体的60年代作为参照,衬托出铁凝在80年代的文艺观。

概括地说,两条线索分别指向人际交往中的伦理,以及“艺术是应该走到社会前面的”这种责任,由此让小说书写的“他者”——日常生活中的他人,以及艺术家所要直面的社会——呈现出深刻的辩证法。这正是笔者重点引用列维纳斯“他者”理论的原因。列维纳斯的思想在二战后广受推崇,对于当代中国也有极大的启发。如同王嘉军指出的,“每一时刻都是伦理的,主体都需要用行动为自身负责,为他者负责”。

在此,我们才能够理解《玫瑰门》的“人物关系”为什么重要,而贯穿起小说人物关系的苏眉,其有情有理的形象逐步呈现。可以看到,苏眉的成长之路——在60年代脱离父母,寄住在司猗纹家几年后出走,最终在美院站稳脚跟——承载着小说的叙事价值。在此,除却上文提到的人物,苏眉的父亲苏友宪也推动了女儿的成长。他鼓励苏眉学画,在60年代下放农场之际,被迫把苏玮被送到司猗纹家,由此给苏眉写下语重心长的亲笔信:


爸的信封很大信纸也很大,但信很短。关于自己他什么也没说,他只告诉她,小玮要住北京,会给婆婆增加更多的麻烦;小玮住北京,眉眉将同时负起三个人的责任:爸爸、妈妈、姐姐。最后爸说:“我已经看见了这个懂得怎样照顾小妹妹的大孩子,她随时随地都站在我的眼前”。


在苏友宪写亲笔信的60年代,“大孩子”涉及“社会主义新人”想象,召唤苏眉成长为“人民”的一员。在铁凝写作《玫瑰门》的时刻,伴随着“告别革命”的口号,“与‘革命’同时遭到放逐的,是有关阶级、平等的观念及其讨论”,“一个必然遭到绝对的忽略或不如说是牺牲的,则是中国的民众/大众”,“人民”的面目逐渐模糊。小说开篇,苏眉看到街上“灰蒙蒙一片”,“心里却是一片空白”,在象征的意义上,是她指无法描述“人民”;这也象征着,为了亲近“人民”这一广大无际的“他者”,铁凝还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玫瑰门》结束于苏眉女儿的新生,叙事人以“她爱她吗?”收束了小说。苏眉的温情散发出80年代的精神力量,苏眉女儿这个崭新的“他者”形象,诞生在历史的转型期。在这个时刻,“他者”辩证法展现其全貌,90年代的历史地平线即将浮现。



欢迎关注我们
本文注释从略
本期编辑:龙吟  ごみ




责任编辑:许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