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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

发表时间:2020-11-20 07:35:00  来源:野望文存  浏览:次   【】【】【

胡适《白话文学史》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书影


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

吴?俊



内容提要 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主要目标是提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大问题,并着眼于专业学术、社会发展现状、国家政治、网络技术等综合条件,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向和路径。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凸显,主要源于学科建设的需求和学科意识的自觉,从文献学、国家文学制度、网络新媒介等的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既面临问题和困难的深刻挑战,同时也拥有独特的资源支持和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能力与方法。


关键当代文学史料;以古为师;文献学;国家文学制度;互联网大数据



 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与“以古为师”之义


史料问题之所以会成为近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聚焦关注点,我曾将之归因为几个方面,即当代文学史的时间长度(大约已是现代文学史的两倍)催生、强化了学科基本建设的意识、学科间的影响和跨学科观念与方法的自觉、学术制度和机制的支持与引导、学术策略的设计和选择等[1]。当代文学史料学的要义不外乎研究相关史料的源流、价值和运用方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并为之服务、提供材料支持。史料学与文献学有关而又有区别,可以将文献学纳入广义的史料学范围[2]。在当代文学研究意义上,史料观念支撑了一个默认的前提,即认可了当代文学史的成立,当代文学研究在历史层面上获得了学术合法性,不再只是感性审美经验表达的批评形态(或准理论形态)了[3]。

 

史料之重本是所有学术研究的共性,不仅于史学性方向的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之重史料,乃至有史料学转向之说,有其特定原因,但归根结底也是学术研究共性的表现,并不能因此说可以有不重史料的当代研究,或史料研究可以是当代研究的一个单独领域。由此,我们应该从史料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特定重要性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史料的学术场域主要在历史层面,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是将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一种表征,是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语境置入了文学史的一般范畴。这就与本文(笔者近年一直思考的)“以古为师”[4]全面提升当代文学研究水平的看法有关了。

 

“以古为师”研究当代文学史料问题,大而言之从方法论上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路径、手段等,体现的是学科互动、跨学科的基本意识,甚至可说是一种学术方法理论的自觉创新诉求。以古为师的具体考虑是从知识和经验系统、广义的研究方法或基本的学术呈现方式、学术规范和价值观(理论)诸方面,将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研究主体的学术位置予以相对严格严谨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是将文学批评提升至理论逻辑层面包括历史化的一种努力。在学科建设性的意义上,就是完善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形态、方法和系统。

 

从中国现代学术观念及方法的具体实践看,以开创新文学、现代学术的两大巨擘胡适和鲁迅为例,他们都是用新法(现代观念和方法)治旧学(本土传统资源和对象的研究)、尤其是开拓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的史学新路径新形态而垂范百年、型塑了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规范典型[5]。胡适有《白话文学史》(1928年)等,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5年)等。他们的学术创新贡献在哪里?笔者从今天的学术语境特别是本文旨趣上着眼体会,格外要强调的是这几点。一是在观念上体现了中外和古今的汇通,成就了现代的中国人文学术典范和治学传统。所谓现代是指其将中国学术传统资源与世界学术相通相融并有所创新,而非另立一种中外、中西之间的历史“断流”界限;所谓中国人文是指其与世界性相通的民族性精神内涵,即突破了民族性局限的融汇于世界性范畴的普适价值内涵,代表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主体性存在[6]。二是重建、重释了史料或文献谱系,并将之形成为一个历史理论的知识逻辑系统,首开相关学科史研究传统之先河。这主要是属于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上的贡献。三是基于或始于传统资源的旧学研究而提炼出了当下性问题,并在时代思想前沿的站位高度、目标向度上予以了价值层面的多样性阐释,打开了现代学术的思想拓展空间[7]。

 

由此也可以说,现代学术传统在很多学科领域、很大程度上就始于旧学之新创新制,就始于中外新旧之汇通的旧学新释新证。学术形制是新学术新规范,具体内容则是旧对象旧知识,由新逻辑重新格式化了旧学识。主导引领的思想主干构架是无形的学术观念理性,有形的生命躯体则以史料为血肉支撑。在新旧文化转换的特定时期,以古为师更多表现为旧学论域支持了新学术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所谓旧学出新义,具体说是人文学史、文学史学支持了新文学、新文学批评的历史合法性和学术性。故而新的学术工作首先也就要在重释史料的新价值上下功夫出新义。某种意义上,这与陈寅恪所谓“假”史料亦可有“真”价值之义近同[8]。学科意义上的新文学史由此得到启发、鼓励和酝酿。这其实是现代早期尚未自觉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对此,我想强调的不在于新学创新了旧学,而是新学在旧学中、借助于旧学获得了能够得到既定知识和经验(近似后来所谓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学术合理性、历史合法性、文化价值地位。因旧出新,新旧相辅,源于以旧证新的知识逻辑沿袭。这种学术历史逻辑也可用以理解、解释新文化对于旧传统的知识继承[9]。


后人引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语出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这句话时,一般强调或侧重的都是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动机。但当代阐释动机的合理性及其理论价值的实现,仍须有赖于具体历史——技术层面的史料及其关系逻辑的支持。新旧关系绝非对立,甚至,创新源出守旧,否则创新就成无源之水,无以致远;守旧支持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守旧,守旧因创新而延续生命香火。学术的传承、尤其是历史学术的传承,就是在不断进行着一种历史的重释和重建——当代史就此得以成立。在此意义上,所有的史料都因转化为当代史料、拥有了当代含义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和价值。


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


换言之,当代史料也是指当代学术视阈中的历史资料,并非仅限于客观时间上的当代原生资料。因此才有了客观意义上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料保障,而非仅指这句话的当代阐释动机含义。史料不仅具有历史性,在历史研究中,史料同时具有当代性;反之亦然,当代材料同样可以进入历史研究而获得历史性的价值地位。对于史料的当代认知,同时赋予了当代资料的历史性,并建立了历史研究中的当代史料基础。

 

当代文学史料亦作如是观。当代文学中的史料概念,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实际前提才能成立。一是历史,即时间的长度。但当代的时间长度并不易有客观性的把握和规定,为补主观经验和客观标准的双重不足,就须引入和借助学理性、逻辑性的规范与判断。好在当代文学史的断代有个直接公认的客观标准,那便是新中国史的断代依据。此前相应现代文学也多仅指大陆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二是关系,指资料间的关系逻辑,这需要用学术手段加以证明和落实,使之成为一种历史关系逻辑中的联结环节,而非孤立素材。这意味着纵向关系外,还须有横向或共时关系的考察。三是观念,即文学史的理论认知及实践方式。著作形态的文学史著并不难,难得的是史著的思想观念及其逻辑化的演绎和展开,即史著的整体有机构架和理论阐释能力。这是强调史料、史识和史观的理论与内在关联,尤其是史料与思想阐释、思想能力的关联。四是规范,即具体研究方式和过程中的技术规定性及形式合理性,这也可说是在消极意义上抵制不顾条件和技术限制的过度阐释冲动。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须对文学批评的激情和自由有所限制、设置底线,否则难免史料功能“溢出”“越界”“出轨”。


当代文学“史料”的成立,即史料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成立——当代文学才从批评进入了历史、进入了理论、进入了学术性的研究范畴。也就是从感性和经验领域跃入了理性思维和抽象观念的领域。当代文学也才拥有了制度性的现代学科身份。史料(观念)使当代文学获得了学术和学科的双重身份,此前,当代文学的含义主要指创作和批评。这是一般的认知,也说明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性。

 

广而言之,历史视阈中的古代和当代既有区隔,也能互通。古代文学也曾是当代的文学,古代文学无不经由当代的文学演变生成,并在此过程中成就典范,可谓无当代即无古代,亦无古典;当代文学的进程就是古代文学经典化(古典文学化)的过程。同理,当代文学终会成为古代(古典/经典)文学,古代(典)是当代的归宿,且当代文学必须走向古代并成为古典,才能在历史意义上获得文学价值的实现和确认;即古典文学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的终极支持力量,当代文学必须获得古典文学的历史价值支撑。这是当代文学(研究)需要以古为师的内在的根本理由。

 

这同时回答了史料在新与旧、古代与当代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当代史料兼有“新史”与“旧料”的功能——当代文学史料之功就在这新旧之间,或兼有新旧之功。



二 当代文学史料的文献学涵义与镜鉴


文献学具有专门的学科地位和身份。以古为师的具体化,可以从当代文学史料的文献学学科及学术意义上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和理解。学科制度设置上的文献学,目前明文规范的有相对狭义的古典文献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设置)。学术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一般所指仍当以传统的文献学经验界定为基本依据。习惯上会将古典文献学简称为古籍整理,扼要说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特征是运用综合方法对(主要是古代、纸媒)文献进行鉴定工作,包括分析、整理和研究,并辨析、阐明文献的生产、流变、作用和功能等,进一步也包括对文献工作本身特点的研究。看得出文献学中既有专门技术工作,也有内容思想判断,同时还有生产、流通和传播的过程效果研究等[10]。文献学的功能要义也许溯源刘向父子的古文经学宗旨可以体会一二,我的理解即以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达到校书存经的文化目的,其中当然也会包含强化文化资本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目的。就其恢复典籍原貌、承传经学正统的旨趣来说,文献学可谓兼有历史逻辑的观念和典籍鉴定的方法。即文献学是有思想价值观内涵和总体方法论思考及其技术手段设计的。广义的史料研究可以得到相对狭义的文献学的支持。


宋嘉定十七年白鹭洲书院刻《汉书·艺文志》书影


史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要素和素材资源,包括文献学在内的学科观念和方法的运用具有关键意义——当代文学研究应该获得文献学意义上的学术保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指,(一般或广义的)当代文学史料的成立应该获得文献学意义上的鉴定和认可,当代文学史须获得文献学的基础保障和技术支持。近年有学者将文献学区分为学科范畴、方法论范畴二义,着重讨论了作为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献学[11]。我以为即便是学科范畴的文献学,其实也具有方法论的内涵,也有义理和理论阐释的学术诉求与目标,并非纯是文献史实的考据。文献学是以技术层面为手段和依据的一种学术范式,包含有材料、方法、观念和理论的内容。故而我曾将史料之义归为“四求之义”,也可视其为理解文献学的题中之义,即求真、求解、求义、求价值[12]


用文献学将史料定位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地位上,自与当代史料实为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一观念有直接关系——如前述,古典学也由当代、源于当代而来。但本文所论的意图主要在于将一般当代文学史料之学联接到传统文献学的范畴,希望彰显突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含义,并由此(策略)将当代学术视如经典学科的目的。强调当代史料在文学领域获得学科建设表征的显示度,既有特定学科建设意义,也有学科理论和学术研究视野及观念认知功能。史料观念对于当代文学的支持完全不是一个有限的技术话题,而是学科建设意义上的一种观念提升和体系建构。这也是再次强调跨学科的要义不是一种技术或策略,而是一种观念和范式的系统转换和融通,是由局部而至整体的一种全面新创。新的学术观念、范畴和方法由此萌芽而生成壮大[13]

 

申言之,文献学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料兼具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重阐释功能: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文学史料有助于提供批评资源、态度倾向乃至思维方式的支持。这是文学批评的专业精神和立场。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史料承担了所有历史研究共同的基本使命,为事实(史实)澄清、原因揭示和逻辑归纳、问题提出及意义和价值阐释、未来可能的预判或建议等,提供基础服务和支持。可以说,史料通过文献学支持了历史重释重建的可信性,再以重释重建历史的方式达到现实认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而有可能在更高层面重新理解“历史—现实”过程中的偶然性、必然性及所关联的复杂性——这种学术目标在一般以感性审美为特征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难以达到。因此,文献学跨域进入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不仅经由史料的研究提炼而使当代文学的理性内涵在批评(经验)之外得到了学术实践的规范支撑,而且也使整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获得了相对可靠和稳定的学理基础。当代文学史料文献学既支持了批评和论史的有据,也支持了有据的批评和论史。

 

可见,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借助于文献学跨域、跨学科路径及观念,必然有助于提升自身技术手段水平和能力处理当代文学问题,包括解决当代文学中的结构性问题和理论问题。回头再看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所体现出的价值目标(动机)、具体效果(期待)、理论意义等,就会有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当代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对于历史、史料的工具化运用和技术性处理,主要体现为具体的量化指标维新,细节和特殊性由此获得重视和凸显,但不会产生系统的结构性改变,相关论域的既有价值观也不会遭遇质疑或颠覆。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实用态度在主导史料功能的挖掘和发挥。但通过对历史、史料的反顾、重建和再解读,系统性地更新、提升当代文学的自身认知能力和学术内涵阐释,推动、完善学科学术的结构性调整,这将有可能全面影响、甚至改变当代文学研究主流、形成新的学术格局和基本共识、完成拓展性和跨越性的整体发展。史料研究的作用指向和这种学科学术的新生形态及内涵提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根本的一致性。

 

历史的经验和学术流变的普遍规律提醒我们,宏观态势上发生、呈现的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潜台词必定含有现实的指向。一般而言,转向或再重史料,基本含义在于强调重新开放或进入历史的必要性已经出现了;反过来看,也就是现实资源已经难敷其用,偏重史料的转向动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于现实的失望、质疑或批判的不信任动机倾向。宽泛地说,在当代文学领域,这其实就是文学批评在学术性内涵、品质和能力等方面遭遇到的严重质疑和不信任。一旦文学批评不能满足应对现实语境中生成的问题的期待,就需要重建一种针对现实的批判性视野,填补既定观念或方式遭遇到的现实困境,其必须的路径就是要设法重建现实的逻辑,乞灵于历史不待言就成为不二首选。历史视野就此重新展开。对当代文学来说,史料研究的需求就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学术态势和潮流倾向。近年或世纪之交以来这一波史料研究的潮流兴起,恰逢其时地承担了当代文学学术学科转型和提升建设的时代使命。它将使当代文学真正跻身于正统、经典的学术学科传统领地。传统的文献学观念和方法将使当代文学有力地破除“当代无史料”“当代不可或无法写史”之类的惯性盲区和误区意识,筑牢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内涵支柱。当代文学也将由此刷新完成自身的学科身份标识,开始成为一种符号化的经典学科。



三 国家文学制度视阈中的史料学


讨论史料与当代文学批评及研究的基本关联,还需要在制度、专业批评、技术(网络新媒体)构建的三维语境中来进一步拓展论域的深广度。

 

先做一点简单区分,从文献学角度看,史料首先主要有个真实性与否问题,须首先鉴定史料的准确身份。从批评角度看,史料有意识形态含义和使用策略动机的双重倾向,即史料的使用是有机的和有目的的。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史料使用过程中有可能涉及特定的规范性问题,有时这也是一种刚性规范问题,必须作为首要问题来重视和遵守。这或许是当代文学史料的显著特殊性问题。从网络角度看,以上三者的惯性和经验也都程度不等地成立,但也都可能被挑战甚至被颠覆,即网络语境会改变有关于史料的意义、价值等所有的基本认知及实践方式。


从国家权力制度的宏阔视野定义中国当代文学,我概括名之为国家文学[14]。国家层面的制度规范和机制操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或曰新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或区别性意义上的宏观历史特征。国家文学建设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形式的诉求,对于文学观念及生产、传播的全过程具有根本性的指导和支配作用,同时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也能保障和维系文学机制的社会化运转。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政治正确的道路设计。最突出的文学史显例就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甚至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要早了三个月召开。这是制度性建设的国家文艺成立地位的一个标志,也显示了文艺在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在文艺体制的专业领域内部,建立了全面完备的组织机构,具体形式有国家至地方的文联作协群众团体等(近年又新建了网络作协或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等),都获得了国家资源的强大支持。从评价机制看,文学领域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四大奖”[15],实即国家政府奖,都由代表国家文学权力的专门机构中国作协等主办组织评选。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国家制度特征及文学权利关系场域(包括文学市场)所决定的,是当代/新中国文学实践所选择和设计的发展方式与具体路径。不妨简略而抽象地说,国家文学是一种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呈现为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文学体制和机制。国家文学体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制度建设特征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


必须郑重强调,国家文学制度好比曾经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设计,是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实践,国家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最终证明也是中国经验和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根本所在和实践来源。如果因时代条件的变化而调整了具体路径和设计策略的实践方式,便对此作出基本否定的价值判断,必致割裂历史、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也是对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成就的盲视。可以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主要来源于国家文学制度的设计及其机制实践。对学术研究和历史考察的理论工作而言,我们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应该是国家文学制度的体系建设问题、实践方式问题、还有各方面关系的复杂性问题,即着眼于完善制度的制度实践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和工作意义。就此来看,国家文学的制度设计和刚性规定特点,对于当代文学包括史料文献在内,都有同样的基本要求和约束。

 

这可以再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说明和理解。首先最重要最根本的,当然就是国家权利(权力和利益)的绝对价值地位和权威主导作用,国家权利划定了当代文学的权利底线。这对学术研究的要求便是必须充分重视当代文学的制度实践研究。具体说到史料的考察和研究,史料具有决定文学史的内容书写、意义呈现、价值评估的直接作用。本文一再强调,史料不仅是文献学意义上的材料,史料的价值体现一定会与史论倾向、立场及使用方式和具体观点的表达相关。所谓论从史出之史,就是具体的史料之史。而且,史料的特殊意义或其鲜活的生命气息,透露的往往是制度实践的细节真相和意外隐秘,不会完全只是理论或明文制度的印证。在广阔的文学史空间,史料所显示或填补的诸多史实,完全可能是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覆盖或辐射到的某些领域或对象。这类史料现象的再现、复活、重释、重估已经成为常态。这对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政治性的关系尺度把握尤其构成严峻挑战。史料及其历史呈现的不同面貌和功能作用,揭示的是当代文学的流变原生态,史料的出现方式和使用方式也有历史和政治逻辑,史料背后的决定因素和力量离不开制度实践的微妙作用。于是,史料研究就成为这个时代对于当代人文和文学研究的特殊考验。经世致用未必就与学术至上相矛盾。有些史料的处理悬疑问题也许仍然留给时间更为合适。

 

其次,在文学生产视野中,重新理解史料和制度实践的身份关系定位,即史料是生产资料,制度实践则是生产方式及过程。两者产生的价值——应该是(史料的)增值,成为文学史及其可能的衍生品。文学史的流程中,当代文学史料的国家文学制度背景经由相应的生产关系有助于催生出文学的丰富性或增值效应。

 

新中国文学是国家权利制度保障的文学生产体系。中国当代文艺产品的价值实现,一方面当然取决于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具有决定性支配权的是国家文艺机制,后者代表了广义的国家权益立场。必须重视文艺生产关系的把握,对文艺生产资料(包括史料)的生产及其增值意义须具备充分的认知和准确的判断。从国家发展看,这是制度实践的方式及成效;从文学史上看,这是文学的时代生态及流变趋势。贯通其中的内涵本质是文艺产品、生产过程、制度实践所体现和代表的价值观、意识形态。

 

国家文艺制度的刚性规范能够制约文艺产品的价值实现、回报和收益,包括对文艺市场产生制约,其中也有对一般文艺单位、组织机构和社会平台等的刚性制约。近年有关网络产品生产、传播的规范制定就充分体现了相关制度建设的动态完善过程[16]。这也再度凸显出了当代文学产品的内涵与表现方式的政治性。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历史实践中的一项制度建设经验——观念的价值地位必须有制度的力量来支持。文学史必须注重这种特定生产关系的研究,包括具体史料的生产意义及意义生产。

 

再次可以主要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体系及理论性质来看。正如经典理论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并表达鲜明阶级性(立场)的理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论争等现象,一般都具有或缘由理论立场和阐发角度不同的根源或者内在原因。这对史料的影响何在?史料的意义和价值多在历史语境、历史过程和历史研究中才能得到充分彰显及实现。这暗含了被历史遮蔽的常态性和必然性的存在。在根本意义上,当代文学的时代语境决定了文学史料都会涉及或具有政治性,亦或具有泛政治性的特点。除了文献学意义上的甄别,史料研究不可避免涵蕴意识形态层面的考量,尤其是史料的使用方式是主观的。在学术实践中,史料的阐释功效多由使用方法所决定,这无疑会使史料本身及其使用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不确定性。所以,学者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尤为重要。由此,史料研究中强化文献学学科意识及学术规范、并同时注重学术实践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考量,体现的正是历史语境和文学语境中的一种合理的辩证关系。

 

综合史料、(文学)史学和学术政治的关系略加辨析,具体史料本身并不能构成史料研究的全部(目标),尤其是技术层面的文献学史料研究不能穷尽史料研究的全部乃至主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史料研究的基本指向是历史研究,后者的逻辑、观念和理论系统必将成为史料研究的学术延长线上的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史料文献研究须具备眺望远方(不仅是过往历史,还有现实与未来)的深邃、宽广视野,这才能领会、阐释史料文献研究中的内涵和价值,挖掘出其中的丰富学术性和思想性。史料研究的直接后果既落实在特定历史范畴,但历史的回声一定会传递到当下,成为当下书写历史包括当代史的重要影响因素。史料所具有的影响甚至决定历史与当下的事实或逻辑关系的功能,凸显了史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关键作用。显然,史料研究全部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体现出一种学术政治,史料研究的学术归宿一定会越出一般或狭义文献学的范畴,进而呈现出广义的学术价值思考的深广度。

 

所以,我在一般意义上并不认同或理想化地认为史料及其文献学研究完全是客观中立的这一说法。毋宁说,客观中立确实是史料文献研究的理想学术目标或期待,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需要超越性的智慧,才能胜任自身的专业角色和完成学术政治使命。


四 网络新媒体技术平台上的史料

生态歧义与释义困难


文献学意义上的史料讨论,主要着眼的是一般学术专业规范及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国家文学制度视阈中的史料特征辨析,目的是有效揭示当代文学史料的特定政治语境限制及相关体制机制的规定性特征;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史料认知,包括文学观念、文学生产方式及一系列概念和机制的认知,就意味着一种技术因素引发的人文观念及实践的重新关照、再度释义、甚或会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溯源来看,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出现和自觉,并无互联网的明显动因,但时至今日,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及整体文化语境会对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具体演变、走向及学术方式等,形成直接的深刻影响。由来已久、传统的人文及社会研究领域的历史经验,会因互联网技术而受到全面、巨大的冲击,并因此发生崭新的、转折性的改变。史料的实际生态及人文性释义也将因此巨变而遭遇或发生重大挑战与考验。

 

互联网新媒体技术与史料的关系,可以大致分成几个层面看。其一从技术手段上看,互联网提供了史料的收集、利用及保存的极大便利,相较纸媒时代的史料工作,工作成效显著提升,包括史料的保存可能近乎无限。其二是史料研究的深广度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拓展,最显著的是集大成性的史料系统建设有了技术保障,这突出体现为各类数据库的建设、音视频的声画制作等。第三是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史料的原生地——互联网不仅是第一现场,也是历史现场。史料就在互联网络中生成,现场的时间和空间就在互联网世界展开。这尤其对各种当代领域(史料)的研究最具直接的影响力、针对性和有效性。这种互联网新媒体生态中的现场—历史的连续性,是纸媒所无法做到、不会发生、根本上也是不具备的能力。互联网改变、新创了我们的世界观,时间和空间在互联网世界中既呈现出碎片化、无序性、弥散状,却又实现了拼接化的聚拢、压缩性的混合、交互式的折叠。时空之变必然影响并改变史料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史料的生产(形成)和意义的获得、价值的实现(方式)。

 

这便从技术层面而进入了对于互联网文化、文明的更高价值层面的认知探讨。表面上看,史料指向历史,互联网面向未来。前者纯属实有,后者连带虚拟。实有的史料提供和开启了历史新世界的可能性,历史的想象由此获得了现实感,历史有了重释的机会,现实的来路显然会有所不同,而未来也将从重新溯源的历史中再度新创,新的历史逻辑往往就此成立。否则,史料研究将成徒劳的学术空转。这正是互联网所要达到的目标——劳动工具水平所体现和标志的生产力革命催生出未来的文明。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此提供预期论证。这几乎也就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史料价值的一种理论和精神的肯定。史料活跃在互联网的历史回归线上,互联网则更像是在史料的“历史—未来”延伸线上。史料和互联网一样,改变的都是特定空间里的时间意义——事物现象的次序乃至因果和逻辑关系,或是重新联结不同的空间关系——史料能产生互联网的空间链接效果。虚拟现实的真实性,是互联网对于真实性的塑造功能,也是互联网对于“现实—真实”概念的一种创新贡献。历史和未来,实有和虚拟,因互联网语境而变得难以明确分辨。一方面是历史语境、历史研究实质上成为史料的互联网现象研究,这在纸媒时代往往未被明确发现或有效深入;另一方面,互联网复原、复活或回应了传统史料研究的时空意义,同时宣示了一种新的文明的现实性。

 

不过,互联网对于史料在内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及后果亟须同时引起重视。迄今为止,关于史料的所有传统学术行为,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也是一个真实的学术前提,即史料本身具有真实性、确定性、有限性。史料工作(首先是在文献学范畴)就是尝试采用某种已知的相对最可靠的方法去探索、确认可能的对象。材料基础、方法过程、具体结论都具有特定的规范和所指。这是一种建立在实证基础和方法观念上的人文学术。没有文献实证的学术规范也就不会有史料研究的成立意义和价值。当然也就谈不上学术、学科概念范畴的史料文献学。如果史料的真实性融入了虚拟性,确定性受到碎片化、多样化的改变,有限性被打破界限(跨界、跨域)的无限性所直接取代或覆盖,那么,史料研究的学术性将不复存在。然而,虚拟性、碎片化、无限性等,恰是互联网的本性,是其最本质、最鲜明的技术基因、表现特征和普遍结果。世界的真实性、真实的世界,须由虚拟性技术来参与确认和界定。并且,虚拟世界因互联网而成为真实的现实、拥有了真实性的存在地位和意义。在媒介观念的认知上,作为新技术新文明媒介的互联网使得纸媒传统的真实性观念须被重新定义了。


这将直接导致对于史料的学术判断有可能成为可怕的冒险。我们会发现,首先是现象层面的史料不再稀缺,相反很可能多至泛滥成灾。这使史料工作的学术成本完全不可预估,传统的学术方式显然不再可为或持续进行。以往受到高度评价的纸媒文献史料的穷尽式收集、整理和出版,相当范围内已无可能、也无必要了。广义上这也就是纸媒学术无法承受和应对的互联网虚拟世界之重、之累。而且与此同时,史料(包括其他对象、现象)之间的逻辑性也无从建立。诉诸和拓展共识认同的学术言说的可信度、可信性,恐怕就此丧失了建立的客观条件


202094日,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在北京开幕


这种状况的挑战在当代文学批评上已经出现了。如网络文学批评包括其中的长篇小说批评,单部作品的体量规模、全部作品的巨量数据[17],已经使得纸媒时代的文学批评方式不再有应对能力。网络文学的生产能力已经完全抛弃了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的有效性[18]。这意味着(网络)文学批评的方法必须有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或新创。这种改变或新创的背后将是文学观念的根本性变化。宏观面上更多体现的是因互联网而发生的文学生态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化,文学史视野中预示的则是文学流变的转型特点。文学的生产关系必须开始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重建。这个过程将伴随、或直接构成经典文学传统的价值观与网络文学价值观的博弈。

 

作为一种显性的过程和结果,这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当代文学史、首先是当代文学史料的生成方式。网络文学的诞生,预示、宣告了以古典和经典为核心价值依据的传统文学史观念和模式及所代表、象征的文学权利逻辑开始趋于终结,但未来的文学史展开方式及其价值定位和判断也并未确定。博弈的动态平衡、相对稳定的文学生态还在建构过程中,终局远未形成。何以故?这是一场因技术革命而产生出的文学价值和权利转移。文学资源、技术平台、生产机制等关联性、系统性元素和环节仍在不断开拓及完善中。文学价值内涵及其外延形式仍需时间以达到相对成熟的明晰性和稳定性[19]。当代文学史料注定难以摆脱“妾身不明”的模糊定位,身份和价值的歧义现象都是必然的问题。

 

其次特别是在消极面上,有些原先极为重要的文学史料渐渐或已经丧失了传统的价值地位,比如文学版本在纸媒文献史料层面上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网络文学生产链中,版本成为一个模糊、暧昧的不确定存在——关键是版本研究的学术基础、它的客观性存在方式形同消失(纸媒价值的文学版本在网络语境中并不存在,则网络版本的研究意义随之消失;或者说网络版本的研究成本不再可能承受,成本投入完全失去了收益价值)。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文学史料的价值判断。好比满网的淘宝店、拼多多淘汰了无数实体店,这是技术范式跨域跨界产生的意外颠覆和取代现象,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常态。颠覆性技术、跨领域的技术革命产生出了越来越强大和不可阻挡的生态、业态的整体重建功能。本文论题得到的启示是:网络技术及网络文学语境必将重新确认、估价和定位文学史料的实际身份、价值和地位。网络新媒体技术平台上的史料生态及价值歧义,造成和影响到的是史料人文性释义的困难,以及同时对于探索和寻求新的释义方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的警醒呼吁。

 

还有最核心的文学价值观问题——网络文学时代的文学价值标准何以建立?前提问题是:网络时代的文学何以存在——文学的存在方式及其宏观生态?网络时代的文学(包括网络文学)价值判断直接关系到现状及未来的文学史内涵建构、书写方式和具体阐述。文学媒介的不同,改变的不仅是文学的形态和生态,改变的实质是文学的审美经验、审美规律、审美价值的主体和社会性的认知与判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转型[20]。此时此刻也许正处在一个时间—历史的交节点上:我们正在失去对于当代文学史料的认知和把握能力,但同时我们正在获得一种新的认知和把握方法。颠覆性技术也催生出了(学术)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目前来看,大数据的应用也许是互联网时代人文学术创新发展的一种主要技术路径。

 

对于大数据和互联网关系的常识认知是,互联网提供了大数据生产的资源基础和可能,大数据则为互联网提供更为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应用领域[21]。事实上,大数据近年在人文社科领域越来越多开辟和形成了新的研究、发展方向,不只是特定专业为主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概念而已[22]。大数据技术全面“入侵”和“占领”了传统的人力和精神所主宰的领域。所谓“推送改变世界”——支持“推送”的就是大数据处理技术。这意味着我们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已经被大数据所洞悉和掌控。这是纸媒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从积极方面看,大数据能够收集、分析、辨识、筛选、归纳、确定所有行为数据的数量意义和内容意义,进而得出基本的方向性结论。这就有了学术研究、学术生产的作用和价值。大数据能够有效处理人文数据信息,并形成定量定性的实用模式。在部分社科人文跨界领域如传播学,已经有了数字传播、大数据传播研究的兴起。其他如计算社会学、量化历史、数字考古等,也呈方兴未艾之势。尤为重要的是,大数据同时也在生产、创造、创新知识,并表现出了方法论意义上全面更新、改变人文社科传统学术范式的能力。大数据与人文社科的结合融通,会成为“新文科”发展的前沿标志[23]。

 

在基础人文学科领域,目前的大数据运用可能还主要是在传统的历史资源整理的手段层面,如一些数据库的建设等,当代人文、基础人文的研究拓展有待全面展开。也许,当代史料领域会是一个最能擅长发挥大数据能力和用途的方向。对于史料文献研究而言,有限的样本数据只能处理纸媒史料文献问题,对互联网现象包括各种材料史料而言,有限的纸媒样本数据的方式已经丧失了证据逻辑意义。大数据分析方法几乎是唯一能将互联网碎片化资料进行逻辑处理的可行、可靠和有效的方法。在广义认知上,存在、生长和发展、演变于互联网时代语境的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正在构成文学史的漫长形态,持续不断地型塑着未来的文学史。历史始于当代,史料系于当代,史料存乎互联网。我们目前通常意义、主要进行中的史料研究,大多、主要还局限于纸媒史料,或采用了互联网新媒体手段进行了纸媒文学层面上的研究。对于互联网文学史料的处理,纸媒传统学术力有不逮。

 

当然,不可讳言大数据的有限性。大数据抓取了海量数据所形成的是宏观生态和趋向的判断,尽管它的结果可以兼有定性和定量的充分把握,在历史的趋势判断上拥有不可企及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决策力。不过,目前来看,细节和个体的遗漏将是大数据不可克服的障碍,大数据的成功和有效会以相当程度的细节和个体的牺牲为代价。显然,这对于史料研究的实际影响非常巨大,甚至走向负面。如何处理当代人文史料,大数据的长袖善舞与其捉襟见肘,可谓同样明显。近来已经受到相当关注的“远读”批评理论和方法,大概就是数据人文研究前沿的一个典型案例[24]

 

一旦告别了传统的纸媒文献研究的常规方法后,研究主体的构成也将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由于大数据需要相应的平台系统支持,传统人文的有限的乃至个体性的研究行为模式必将不再适应或胜任大数据的生产链,大数据处理的时间成本和集合性、复合化的数据生态系统,决定了必须采用全新的数据处理模式。否则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史料研究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一项工作。学术人力资源、财物资源的组织和配置成为一个新问题。我们的学术生产形态将发生全面的结构性改变。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不仅要面对狭义的历史——过去的纸媒文学史,而且我们正在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广义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史——后者正以只有大数据方式处理的海量碎片呈现为新的历史原生形态。我们必须建立并形成大数据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实践范式。

 

因此,史料文献学(规范)、国家文学制度刚性(实践)如何顺应互联网新媒体和大数据技术(现状),还有我们的高校研究机构、学术体制的组织机制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当下亟待正视和应对、解决的问题。有限的当代文学史料专业探讨,在多维视野的考察中,揭示出的是普遍性的重大问题。


网络蕴含着无限的挑战和可能


注释


[1]参见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另举几例,以见大概。如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对诸多宏观问题各有归类析论;洪子诚、程光炜等学者多年引领潮流,贡献突出。史料案例研究方面,如王秀涛等学者近年对当代文学制度史料、包括第一次文代会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最见功力和价值。笔者所见最近如武新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所涉面广,讨论甚详。顷见《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目录,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史料拓展》一文,可资参见。

[2]史料和文献的关系说法不一,综合各家之说,一般可以将史料主要分为文字、口述和其他形态(如实物等),其中的文字史料构成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至于广义的史料学,则甚至有如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一说,含括的范围几乎就跨越了所有学科领域了。本文从一般概要成说,不做申论。

[3]对于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方式的区分,一般分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如影响极广的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最新版本是刘向愚等译的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对于此种三分就有明确主张和阐释。笔者近年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研究,对此试有粗浅考虑,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刍议》(《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 2012年第4期)、《登高临深,不可为而为之——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及史著撰写答问》(《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等。

[4]对“以古为师”之说的个人体会,大致分列三层:一是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术规范方法要以(古代)文学史(史学)经验为师,二是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要以古典学科经验为师,三是当代文学要以古典文学(传统经典)价值观及审美经验为师。另文再详。

[5]如胡适倡导“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将实证(实验)主义与乾嘉学派融汇的中西方法论学术主张和实践,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尼采哲学、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对其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包括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有机包容、提炼和化用及其作品价值阐释的文学史论述。

[6]参见吴俊《再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鲁迅的信说到跨文化传播》,《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7]1992年江西百花洲出版社有“国学大师丛书”出版策划,拙著《鲁迅评传》受邀忝列其中获首批出版。拙著首章不揣幼稚,始有试论现代新学术之思想贡献的冲动。

[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云:“……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这也是新史学新学术的人文“释古”之义。

[9]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对于传统文学文化的继承问题,向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关键,如学科开创者之一的王瑶先生就有关于中国文学遗产、中国古典文学对于新文学影响的重要论述,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辑录王瑶先生相关主题论文的《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一书。历来学者所论不胜枚举。原因或在弥合新旧历史断裂的焦虑,同时也为新文学新文化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也有辩证阐释历史传统新价值的政治必要。不过从新学术形态包括新文学批评来看,新思想新观念其实最早多在旧学研究领域获得自觉而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也许早期新学术新知识者的知识储备和历史经验系统主要乃由传统旧学范畴所构成,正所谓出生旧家庭而脱胎新时代、开创新世界。对此学术历史现象的统观了解,也可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一般认为文献学滥觞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作为现代学科专业的大学古典文献学课程设置,据说始于20世纪50代末的北京大学。改革开放后迄今,已经成为中国高校人文学科(中文系、文学院)普遍开设的专业课程,并有20多所大学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方向招收硕博研究生。

[11]张三夕、刘烨:《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献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对于文献学的区分,既有古典、现代之分,也有广狭二义之分,还有学科、方法之分等,都可提供拓展研讨的视野和路径,择善而用,无须偏废。

[12]参见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撮要如下:求真是材料的第一义,是对材料确凿身份的考实。求解是用可靠材料通过逻辑关系获得问题的合理解释。理论上更进一步是求义,超越具体对象或问题的确认,寻求抽象性、一般性意义。求价值实现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深广度追求,以获得具体研究价值实现程度的最大化。

[13]这与近年建设和发展“新文科”等的宗旨相关且一致。一般认为新文科概念及教育实践最先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前后提出并实施。2019年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提出,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随之推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笔者所见最新文章是王学典《何谓“新文科”?》(《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

[14]关于国家文学概念的提出及讨论,最早始于2003—2004年,稍后出版《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吴俊、郭战涛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近年作者在《文学·批评·制度——就“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吴俊教授》(《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访谈者为李音)、《“新中国文学70年”的几个文学史问题》(《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不确定性中的文学批评之惑——从制度转型和文学生态之变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等文中,仍在尝试深化探讨。

[15]四大国家级文学奖,即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均标举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此外较著名的有京东、新浪、华语文学传媒等文学奖(或大赛),还有冰心、孙犁、柳青、浩然冠名的散文奖、文学奖等。

[16]目前国家和地方的主要管理机构及行业团体,包括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等名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2015年11月23日成立)以及各省市网络作家协会或网络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等。自2016?年3月10日起,施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号)发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近年仍有重要法规条例持续发布。

[17]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2017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截至2017年完结的网络作品,30万字以上网络文学长篇作品占比68.7%以上。根据同机构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截至2018年完结的网络文学作品,30万字以上网络长篇占比54.4%以上,200万字以上作品占比近10%。

[18]截止2018年底,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达2442万部,较2017年新增795万部,同比增长48.3%。2018年网络文学作品平均篇幅为65.8万字。(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8月9日;北京:第三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开幕式暨高峰论坛开幕式,微信公众号“言之有范”,2019年8月10日。)另参见何弘、肖惊鸿、欧阳友权、夏烈等:《2019年度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国作家网,2020年2月20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2019?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中国作家网,2020年6月19日)等。

[19]参见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20]笔者对网络新媒体文学特点的主要认知是,凭借互联网平台及其技术(产品)支持而形成的文学作品形态及广义生态。可以将此看做是我对网络文学的一种基本定义,突出的是新媒体技术对文学形态和生态的影响与决定——技术成为文学(史)主因。参见吴俊《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流变与转型》,《小说评论》2019年第1期;《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小说评论》2019年第2、3期连载。

[21]综合“大数据—百度百科”和其他资料:多数观点认为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最早对大数据作了系统性论述。2015年中国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3年后,IBM提出、完备了大数据的“5V”特点。“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22]也许很有必要借鉴融媒体、全媒体的概念及(文化生产)实践,重新认识、定义甚至提出带有“新造”意味的概念——融学科,或全学科。这只有在互联网环境中的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才有可行性。

[23]笔者所见最新的相关文章,是记者王峰、刘名再为2020年7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举办的“计算与人文社科融合创新高端论坛”所写的报道,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3日。

[24]网络新媒介技术在与传统观念和范式产生抵触与冲突的同时,也会暴露出自身的问题和有限性。据介绍,2013年《远读》(Distant Reading,作者Franco Moretti)一书出版,虽然迄今并无中译本,但在中文学界已有一定影响,成为国内数字人文学界的话题。简言之,该书提出并阐释了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文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通过聚合和分析大量数据来理解文学,而不是研读特定的文本”。有评论认为这是一种牺牲细节信息、获取宏观观察视野的方法。(向帆、何依朗:《“远读”的原意:基于〈远读〉的引文和原文的观察》,《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11期;此据向帆公众号原创,20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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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第5-15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责任编辑:许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