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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苏里)小提琴独奏《红军哥哥回来了》,革命会胜利,红军阿哥会回来。

发表时间:2020-08-01 00:08:00  来源:野望文存  浏览:次   【】【】【

(薛苏里)小提琴独奏《红军哥哥回来了》


       《红军哥哥回来了》是1977年冯健雪演唱的一首陕北民歌。乐曲以“红军哥哥回来了”为主题,展示了久经磨难的陕北人民欢迎抗日红军凯旋的欢腾景象,表达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该曲原为板胡曲,后逐步被演奏家们移植为二胡、小提琴等器乐曲,演奏风格各异。

革命会胜利 红军会回来

作者:胡志中/宋莉 (源于中国青年报)


       1935年,在湖南绥宁县雪峰山腹地一座名为鸡公坡的主峰间,发生过一场惨烈的遭遇战,牺牲的75名红军烈士中,只有两名团长留下了姓名。

       之后,战败的敌军向鸡公坡北面溃退,获胜的红军部队匆匆撤离,牺牲战士的遗体被当地村民草草掩埋,不知姓名。

       时光飞逝,2010年,当地皮叶村的老支书袁再金心生了寻找这些无名烈士,并为其立碑的念头。在向乡里汇报后,乡政府成立了由他牵头的立碑工作队,按照一份1976年完成的《绥宁县红军长征调查资料汇编》去寻找红军烈士尸骨。

       尽管当年的历史当事人已不在世间,好在这是一份细致详尽的调查资料,细到指出了哪处土穴埋了几人,有人埋在哪棵树下,甚至写清了其中一位牺牲者“镶金牙一颗,穿毛绳衣”。

       最终,工作队费尽周折走遍鸡公坡山坡沟谷,找到忠骨掩埋,立碑为念。

       时间又过了9年,记者再走长征路,集中采访袁再金。现场问到最多的,就是他当年做这件事的初衷。

       面对一次次追问,袁再金显得有些拘束,他一次次回答,但只有一句话:“红军是为我们牺牲的,这是我该做的。”

       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中,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发现,在诸多红军战士同当地百姓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里,其背后初衷往往简单、质朴,或是缘起一担皮箩、一条棉裤,或源于一段相处。


       寻找红军阿哥邱显达


       即便是湖南省通道县从事红色文化研究最久的专家,也是直到近两年,才得知通道流源村96岁高龄老人杨昌彬与一位红军战士的故事。

       这是一桩被杨老埋藏了大半个世纪的心事——寻找红军阿哥邱显达。

       85年前,1934年冬,11岁的杨昌彬同父亲在家做饭时,遇到上门讨饭的邱显达。老人回忆,来者头戴五角星军帽,拄着拐杖,小腿血肉模糊,衣衫褴褛。

       “红军阿哥说话和善,看起来比较善良,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尽管年近百岁,杨昌彬老人精神矍铄,言谈清晰,他说,交谈中家人了解到,红军邱显达在湘江战役中腿部被子弹打穿,家人看他伤势严重,便留他在家养伤。

       那段时间,杨昌彬和父亲一同照顾邱显达,为了不被国民党官兵发现,父子俩每天偷偷上山采药,给邱显达治伤。因为伤口灌脓生蛆,散发着恶臭,杨昌彬常一手捂住鼻子,一手为邱显达抠蛆虫、挤脓水、洗伤口。一次,父子俩上山采药遭遇意外,一同滚下山坡。父亲左手骨折,杨昌彬的大腿被石头擦掉了一块皮,满腿是血。即便这样,第二天,父子俩仍忍痛上山采药。

       养病期间只要得空,少年杨昌彬便围着红军阿哥,听他讲述红军的故事。患难中饱含亲情的相处,使得双方亲如一家。

       两个月后,邱显达伤病痊愈,尽管难舍,但他仍决意继续追寻部队长征。临行前,无以为谢,他用自己曾经做篾匠的手艺,为杨家编织了一担皮箩留作纪念,并在村口为杨家父子连磕三个响头,起身哽咽说,等革命胜利,一定会再回来。

       85年前的这一幕,深深印刻在了杨昌彬老人的心上。时至今日,杨家人一直在盼望着邱显达回来,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只记得他家在江西瑞金,地方政府曾试图帮助联系寻找,最终无果。只有那一担皮箩被杨家珍藏至今。

       尽管如此,杨昌彬老人仍然坚信,革命会胜利,红军阿哥会回来。

   

       得民心的“第一军规”


       “红军喝完我爷爷和父亲烧的茶水后,每个战士都留下了一个铜板。”

       “晚上他们借来老百姓的门板和铺草睡觉,临走的时候,捆好铺草,再把门板上好。”

       “红军离开南边村时,看到我家太穷,就把自己的棉絮和毯子送给我爷爷。”

        湖南郴州桂东县沙田镇古稀老人郭国齐经常会到“第一军规广场”和万寿宫走走,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讲他知道的红军故事。郭国齐老人至今仍记得爷爷和父亲称赞工农革命军是“从来没有见过对老百姓这么好的军队”。

        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从井冈山运动到湖南南部的桂东县,准备接应湘南暴动的朱德部队,初到之时并不怎么“受欢迎”,一些老百姓躲着不敢出来。

       讲解员陈耿介绍,由于工农革命军大多是刚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民,队伍的革命性和纪律性也需要加强。之前有过部队经过沙田镇,取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铺床,第二天不上门板,不捆铺草。

       了解情况后,住在沙田镇的毛泽东反复斟酌,将之前出台的军队纪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细化。比如,从“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到“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战士借来睡觉的门板,从“还门板”精确到要给百姓上好门板才行。1928年4月3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桂东沙田镇颁布并严格推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个条文式党纪军规,因此也被称为“第一军规”。 

       此后,“一口破缸”“一块门板”“一碗鸡汤”等故事在群众间流传。军规树威赢民心。1928年8月,数百名沙田群众报名参加红军,桃寮全村17户人家就有15名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西边山的彩洞村人口不足200人,粮食尚难自足,但是群众仍然想方设法为红军游击队筹措给养。

       一个个军与民互助互信的故事表明,红军通过自己的广泛宣传和实际行动,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发动动员,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衷心拥护和竭力支援。

       《红军长征与湖南》一书中写到,一支没有纪律的部队,任何宣传鼓动都不会有好效果,也不会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因为人民群众不光是听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样做。

       

       “半条棉被”焐热群众心   

   

       “七里的山沟八里的坳”,这是当地人对湖南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的形容。由于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周边崇山峻岭、林密谷深,中间地势开阔,沙洲村是一个养兵屯田的好地方,这里流传着很多红色革命故事,其中“半条被子”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85年前,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29日至11月13日先后经过汝城全境。在红军来到沙洲村之前,很多村民受到当地土豪劣绅的反面宣传影响,纷纷跑到山里躲起来。村民徐解秀因为孩子生病,没有进山躲避。

       1934年11月7日,3名女红军来到徐解秀家里,经过沟通,徐解秀和女红军们熟络起来。时值深秋,徐解秀便邀请3名女红军住到家里。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仅有一张木架床,床上只铺了稻草和破棉絮,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

       她便在床边架上一块板子用来搭脚,就这样抱着儿子,和3个女红军横着挤在了仅有1.2米宽的床上,5个人身上盖的,是3位女红军唯一的行军被。徐解秀的丈夫就睡在门口草堆上守护她们。

       几天后,红军要上路了。她们决定把被子送给徐解秀夫妇。但他们怎么也不肯接受。最后,一个女红军用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拿了一半送给他们。

       她们答应她,等革命胜利了,会回来看她,到时候再给她带一条完整的新被子。

       红军走后,那半条被子最终被白军的清乡队搜出、烧毁。

       85年后,徐解秀的曾孙女朱淑华成为“半条被子的温度”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每每讲起这段故事,她都不禁热泪盈眶,“这是自家亲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总是让我想起曾祖母。”

       “革命胜利后,曾祖母不愁吃不愁喝,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再见一见这3名女红军。”朱淑华说,每当徐解秀想念女红军的时候,就会拿上小板凳,坐在滁水滩头望军归,一望就是50年。

       遗憾的是,直至1991年老人去世,也未能再见这3名女红军。之后,滁水滩头建起了一座桥,人们叫它“望军桥”。        

       徐解秀曾对后人说,那时虽因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过苦,不过也让她明白了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哪怕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百姓。

       据了解,红军长征经过汝城全境前后19天,当时全县12万多人中,为红军挑担、带路、做掩护等拥军的百姓就有1.5万余人。

      这让我们想起那句熟悉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半条被子的温度”可能有限,但它却能焐热人民群众的心。


       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就会把你扛在肩上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其实早在创建红色根据地之初,毛泽东就把做群众工作当作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一心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也成了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最鲜明标志。

       在湖南省博物馆,保存着一张毛泽东、朱德联合署名的革命宣传单,题为:“出路在那(哪)里?”落款时间为11月7日,而1934年10月底和11月初,红军正好在湘、粤边界活动。

       传单内容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各项政治主张,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的出路就是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和红军,发出“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为了你们的出路而斗争”的呐喊。

       如果判断成立,那么这张宣传单则是目前所见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革命宣传的珍贵实物和文献史料,是毛泽东1935年11月所作“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著名论断的事实依据。

       在湘南粤北交界处的汝城,至今还保留了147条标语,红军指战员用石灰、墨汁或红土在墙壁上、岩石上书写标语口号,同时散发传单、张贴文告或者漫画

      事实上,公开资料显示,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曾关注相关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民都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已经道出问题的要害,红军争取的利益非小集团享有,而是归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红军被穷人称为“自己的队伍”。

       据了解,当红六军团先遣西征进入湘南地区时,湘南人民在党组织的动员和带领下,主动给红军送信、带路、烧茶水、架浮桥、运送弹药,同时积极接收伤病员,游击队配合红军行动,焚毁碉堡、破路毁桥、割断电线,打击敌人,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中央红军转战湖南期间,所经过的15个县的数以千计的村寨的人民群众,无不大力支持红军。

       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转战湘中和湘西南途中,将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赢得了沿途群众的广泛支持。仅在湘中休整的10多天时间内,即筹款数万元,扩红5400多人,获得了大量物资和兵源补充,增强了战斗力。

       据《红军长征与湖南》一书记载,1927年至1936年10年间,张家界地区先后有20多万人参加革命,占当时张家界地区总人口的30%以上,其中2万多人参加红军,6万多人为中国革命光荣牺牲,不少家庭满门英烈。

责任编辑:许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