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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与异乡 | 陈河访谈录

发表时间:2019-12-28 01:22:00  来源:野望文存  浏览:次   【】【】【

 ©徐弘


由“内”而“外”的写作
——遵循我内心的哲学思考来写作

文 | 孙良好  陈河
 
孙良好:您在1980-1990年代的文学热潮中曾经弄“潮”,但未及高涨就开始转移;21世纪文学开始被边缘化,您却开始重新“出发”并收获颇丰。请您结合自身体验谈谈写作与时代这个话题。
 
陈河:我记得八十年代最初的五六年里,中国处于一个大变革之中,有很多狂热的事情,其中文学的热潮也是一种。我那个时候在温州师院的夜大学里上课,两个班级大概有不到两百个人,里面写诗歌的诗人的有十几个,写小说的也至少有十几个。我记得那时我们还有个写小说的爱好小组,男男女女有七八个人,每周都碰头切磋写作问题。按照那样比例,整个温州至少有几千个人在写作,做着当作家的梦想,而我当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这种美国西部淘金式的狂热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到了九十年代初文学的狂热就已经冷却了,曾经风靡全国的温州纯文学杂志《文学青年》停刊了,而温州群艺馆的一个杂志《园柳》因为改为刊登通俗的故事小说,开始凶猛地红火起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出国的。因为对文学已经没什么牵挂,所以离开中国时并没有觉得特别舍不得。

对于八十年代的文学狂热应该说句公道话。在那时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真心热爱文学,而不是附庸风雅或者想借文学改变自身处境。我应该算在这一部分人里面。出国十年时间我基本没有看文学作品,也没有写作的欲望。记得2004年开始回国的时候偶尔会在报刊亭买一本杂志看看,最初看到的几篇作品觉得很新鲜,觉得国内的文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看了几次之后,新鲜感就没有了,倒是感到一种平庸之气。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重新开始写作的,这一回,一开始就进入了《当代》《收获》《人民文学》的显著位置,而且产量很高,源源不断,还迅速获得几个国内的文学大奖。我曾经听到过有的朋友对我说你现在是洋和尚。中国人都相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觉得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国外的十几年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很多中国人的早期记忆里都有这个国家的影子。由于我是一个受过小说训练的人,会把这些经历用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但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不少其他的因素让我的写作迅速成长起来。
 
孙良好:“故乡”与“异乡”对一个“漂泊”的作家而言有着特殊深长的意味,您能否就此作一简单的阐述。
 
陈河:毫无疑问,一个作家的最大写作资源是他的“故乡”,是他的早期记忆。就算他写历史小说甚至写科幻小说,也离不开他的早期记忆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打开自己心灵深处的早期记忆之门的。有的人的门是很容易打开,有的人则永远紧闭,也有的人只能打开一点点(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一个人的“故乡”是针对于遥远的“异乡”而言的。如果一个人终身不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那他感觉里的“异乡”和“故乡” 是没什么区别的。关于这一点古代的文人早就了解到了,唐诗宋词里面动人的诗篇都是那些远行的人,他们在遥远的异地写出的诗篇最为动人,所以他们为了写出美丽的诗篇会甘愿忍受漂泊之苦。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上。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青少年到了边疆之后,才有了那么大的激情做文学。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到了阿尔巴尼亚之后,由于和故乡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异乡感”帮助我把那半开半合的早期记忆大门打开 。我曾经打过比方,说温州的河鳗鱼是出生在淡水的溪流中的,但是要游到遥远的大海咸水里面,它们的生育系统才会成长起来,然后再要游回到出生地繁殖。我的写作的情况也有点相似。 
 
孙良好:曾经的“苦难”经历在写作中有可能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资源,可否结合您已经面世的作品来谈谈。
 
陈河:我是所谓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下的一代。虽然那时物质贫乏了点,却也没有经受什么苦难。我唯一的一次真正苦难是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被当地人绑架,那一次差点送了性命。在被绑架的时刻里,我突然想到如果能活着出来,那我要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个文学作品发表。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文学在我心里的位置,人都快死了,还想着写作的事。后来我在2006年重新写作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写这段经历。是发在《当代》上,题目本来是《走出阿尔巴尼亚》,当时在《当代》当编辑的吴玄把题目改成了《被绑架者说》。
 
孙良好:在您的小说中,时间的回溯和空间的流转非常频繁,我很想知道这种叙事方式的动力源何在?
 
陈河: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探索走先锋写作的路径。我阅读了过大量俄罗斯和欧美的古典经典作家的作品,但更为倾心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我的写作方式明显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意识和色彩。而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时间和空间有强烈的主观性。我的那篇《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写了好几个时间层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把不同的时间层面打通了。北京大学的陈新榜认为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就是“时间”,这样的评价让我觉得很开心。
 
孙良好:商海和战场是您较感兴趣的题材,但其背后的人性、命运更引人深思,这种由表及里的“引渡”,是真实的生命体验还是理性的哲思在起着主导作用?
 
陈河:现代意义的小说具有非常强大的表现功能。而这种功能最有价值的是可以表现出哲学的思想和启示。我觉得我无论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或者写历史的虚构的故事,所有的一切都要遵循着我内心的哲学思考来安排。当然,在当下的世界,读者已经不像过去年代的读者那样能忍受小说里面的议论说教,所以,你想表现你的哲学思考就必须让你的故事和人物说话。
 
孙良好:您的小说结尾颇为讲究,经常有出人意料的“余味”,是小说路径的精心设计还是人生体悟的自然转化?
 
陈河:小时候看欧亨利、莫泊桑的小说,对于那几篇意想不到结尾的经典印象深刻,觉得小说的结尾就是要有这样的“豹尾”。虽然现在明白小说不一定要搞得这样有戏剧性,但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结尾是一个好的小说必须具备的。
 
孙良好:《人民文学》的前主编李敬泽在几年前提出文学的“温州现象”,这种现象基于走出温州和居留温州的作家在新世纪10多年来颇为骄人的创作业绩。作为重新出发而备受关注的海外华文作家,您对此现象的由来、当下和未来有何看法?
 
陈河:你说的这种“温州现象”的确是存在的,而且目前的势头还在发展,没有衰落的迹象。温州这些年来在外地人印象里都是做生意的暴发户,能够在写作这一领域做出这样的成绩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在上面提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温州的文学热潮,那个热潮过去之后还是留下几个坚持的人,而且都做出了成绩。这些坚持下去的人也带动了后来几个年轻人。我还注意到李敬泽说的另一句话,说温州写作的这壶水一直在烧着,可总是没有烧开。虽然李敬泽后来有一次说这壶水可能已经开了,但语气里有点勉强。虽是一个比方,我觉得他的话还是中肯。我很佩服乐清这个地方的读书风气,以前的许宗斌就是个读书很多的人,据我所知马叙、东君也很会读书。所以我觉得温州人要是想在文学上走得更远,大概在读书方面多下工夫应该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写自己所熟悉的
地方、人群和他们的生活

文 | 叶会彬  陈河
 
叶会彬:1994年出国之前,您基本生活在温州,曾担任温州作协副主席,并有《布偶》等优秀作品问世,能介绍一下当时创作的情况吗?
 
陈河:从我1981年当兵回来到1994年出国的这十几年里,我是一个十分认真投入的业余小说作者。我在那段时间里曾经写出了一些好的小说,中篇小说《奇迹》《菲亚特》《车站》短篇小说《夜巡》《布偶》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但由于是业余写作,常常靠熬夜挤时间,我的写作就像那些在干旱缺水的陕北高原种庄稼的老农,虽然付出极大辛苦,可收获却是寥寥无几。说起来我那时也发表了一连串的作品,它们就像是挂在窑洞外墙上晒太阳的老玉米,能装点一下门面却形不成什么大的气候。而且那个时候我写出了点好东西也找不到好地方发表,《夜巡》就是被人退了多次,最后压在箱底。《菲亚特》在1986年的时候《中国作家》曾经决定要发表,可刚好遇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国作家》被停刊整顿,结果稿子发不出来,第二年才在《江南》上发表。虽然那个时间我的写作没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想想那个时间是美好的,也是有意义的。那个时候为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有时候想,如果那个时候我就到了创作的高峰点,那很可能就会衰竭下去。晚一点开始发力,应该是一件好事情。
 
叶会彬:1994年您出国前往阿尔巴尼亚从事药品生意,直到2005年重新执笔写作。中间停笔的十余年,您在文学上不仅没有荒废掉,反而有很多非凡的经历,这些经历成为您创作的源泉。这十余年里哪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河:这一段时间正好是十年,前五年在阿尔巴尼亚,后五年在加拿大。按照我现在所写出来的作品来看,这两个地方的题材大概各占了一半左右。认真说起来,应该是在阿尔巴尼亚这五年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新鲜感都很强。而且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在当时很落后而且混乱,是个故事特别多的地方。那段时间我还独自去了很多地方,去了非洲,去了伊斯坦布尔,去了希腊等等,眼界打开了,想象力也打开了。后面的五年我已到了加拿大,那又是一段新的经历。从比较无秩序的阿尔巴尼亚转移到了高度发达的加拿大,我又得重新开始创业,适应新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历程,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在阿尔巴尼亚要艰苦很多,心理的压力特别大。这些经历在我后来的作品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叶会彬:在阅读您的作品时,总是能够看到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米拉的身影,您称之为“米拉情结”。作为90后,我们已经难以感受当时您观看这部电影时的情况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看电影时的情景吗?
 
陈河:我上个月在你们学校做完演讲之后,第二天就飞到兰州去了。在兰州的黄河边时,突然想起以前读小学时有个女同学是从兰州过来的。我记得她在看过《宁死不屈》之后向我们模仿过电影里的台词: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这个记忆我曾经写在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里面。但是奇怪的是,我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很多次是在读高中甚至是在读高中之后还在看《宁死不屈》的电影。这说明这个电影在当时的中国放映了很多年还受到欢迎。当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比如苏联的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年》都是放映很多年的,国产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也是一样。但《宁死不屈》给我们的印象会更加深一点。因为那里面有友谊有爱情的成分,而且那个女主角米拉身上的美感深深打动了我们。所以这个电影我们从小学看到高中毕业,也不知看了多少次。
 
叶会彬:《米罗山营地》中的卡迪卡素夫人,她是革命年代的英雄,而《红白黑》中的谢青则像是经济年代的英雄,请问您塑造的这些英雄式的人物形象是不是您心中“米拉情结”的表现?
 
陈河:我心里所谓的“米拉情结”其实不是“英雄情结”,而是指青少年时代在文化荒漠时期对于一种美、异性、远方、冒险等等的一种渴望和幻想。因此说,《米罗山营地》里的卡迪卡素夫人和“米拉情结”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的电影的确是有很多英雄主义的故事,特别多的游击队故事,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比方我后来很喜欢切·格瓦拉。当我被二战时期马来亚的华人抗战历史吸引住之后,我对那里的华人抗日游击队发生了很强烈的兴趣,当我深入研究下去,就发现了卡迪卡素夫人的了不起的事迹。我觉得这样的英雄是应该值得我们去纪念的,所以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写了《米罗山营地》一书。

《红白黑》里的谢青在我的心里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想把他写成一个比较典型的温州人。出身卑微,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会不断去努力去尝试,讲义气守信用,也可以不择手段。某种程度上,我是把他和司汤达的《红与黑》的于连做比较,也是一个想从底层往上爬的人。
 
叶会彬:在您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很多温州元素,比如《红白黑》中的AC城里发生的故事、作品中出现的地名、温州方言等。作为一名移居海外的华文作家,您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来叙述这些温州元素的?
 
陈河:其实作为一个作家我对所谓的“温州现象”我总是保持一种冷静的观察态度,而且总是想批评温州人身上一些浅薄的东西。这个小说里其实很多地方嘲讽了温州,所以我怕得罪温州,所以用了AC这么一个名字。我是一个正宗的温州市人,爷爷开始就是住在温州,更早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当然是爱温州的,我批评温州嘲讽温州并不说明我不喜欢温州。

《红白黑》写了很多温州的事情,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会完全进入温州的氛围,而这个时候的语言状态会完全用温州方言来思维,情不自禁会用温州话写到了纸上。同样的问题在写《布偶》的时候也发生过。当时《布偶》的稿子在《人民文学》发表时,那个编辑吃足了苦头,因为她总想把稿子编成标准的汉语写作。我上个月在北京见到了原《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还说起这个事情。李敬泽说你们温州人的思维语言和写作语言是不同的,写的时候要把想的温州方言翻译成标准汉语,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觉得李敬泽讲得很好。适当地运用温州方言的语感是有好处的,但过度使用则不好。
 
叶会彬:您的作品蕴含着一些非常新奇的情节,有的来自于您的亲身经历,有的来自您查阅的历史资料。无论是真实的经历,还是史料,都是您创作材料的一部分。您在作品中是如何处理这些创作材料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关系?
 
陈河:我在写作《在暗夜中欢笑》的时候遇到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自己经历过的事件,觉得是非常动人的,是可以展开来好好写一大章节的。但是当我写到那个地方时,却刚刚写了几百个字就写不下去。我想写作的人是经常会遇见同样的问题的。现实中看起来很有意思的事情,写出来并不见得很动人。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文学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有着差异。在文学的真实里其实包含着许多想象的成份,而这种想象力是否生动决定了他的故事能否打动人心。
 
叶会彬:在您的中长篇小说作品中,有很多相类似的故事情节。比如《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与《在暗夜中欢笑》中阿尔巴尼亚所发生的动乱,电影《宁死不屈》的反复使用……安排相类似的材料于不同的作品中,您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创作目的?
 
陈河: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对。在我所写的阿尔巴尼亚的题材小说里,那一场动乱和黑白老电影的元素总是会出现,是贯穿作品的一个线索。关于动乱的主线是因为我在阿尔巴尼亚的时间并不长,所有的经历大概都是围着那场动乱的前后度过的,而老电影的因素则是因为我的内心情结所致。写《在暗夜中欢笑》这本书时,我也用到以前在中篇里用过一些故事元素,主要是《去斯科比之路》和《被绑架者说》里面的事情。我是准备用这本书来作为阿尔巴尼亚的经历故事的收官之作,所以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走出阿尔巴尼亚”。
 
叶会彬:温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经济活跃的区域,这里走出了一批批艰苦奋斗的商人,并形成了所谓的“温州精神”,您是如何理解“温州精神”的?这种精神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
 
陈河:我不明白所谓的“温州精神”是什么。有一个现象是存在的,就是温州人在海外的很多,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也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温州人的家园意识比较淡薄,为了追寻一个梦想,可以四海为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态度。温州是我的故乡,对我的影响当然非常深远。但是我并不觉得所谓的“温州精神”对我有什么影响。我写过不少温州的事情,以后还会经常写到。但我并不是想去表现温州这个地方或者温州人,而是要去写自己所熟悉的地方、人群和他们的生活。


   

陈河(1958— ),原名陈小卫,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夜巡》《西尼罗症》《我是一只小小鸟》《南方兵营》《猹》《义乌之囚》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米罗山营地》《在暗夜中欢笑》《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曾获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第二届华侨文学最佳主体作品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奖、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杯文学奖大奖。





责任编辑:许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