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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总有一种理由被铭记

发表时间:2019-12-19 18:29:00  来源:野望文存  浏览:次   【】【】【

  罗伯特·舒曼似乎不够走运。出生在1810年的他被门德尔松、柏辽兹、李斯特等人前后包围,作为同龄人的他们要么才华横溢,要么个性鲜明,几乎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音乐标签,但舒曼形象却时常难以界定。他既不像柏辽兹那般标新立异,也没有李斯特式的激进主义艺术热忱,性情亦不如门德尔松那样沉静、内敛。

  更糟糕的是,作为一位以写作钢琴作品见长的杰出作曲家,他十分不幸地与波兰人弗雷德里克·肖邦同岁,这让欧洲大陆不得不同时容纳两位“钢琴诗人”,时至今日这个难题都没有得到圆满解决,音乐史似乎选择了更流行、更通俗、也更喜闻乐见的肖邦。我清楚地记得,2010年全世界的钢琴家、乐迷、唱片公司都在纪念200周年诞辰的肖邦,而相比之下,纪念舒曼诞辰的声势则要小得多。

  那一年,人们在音乐厅里能随时听到扑面而来的玛祖卡和波罗乃兹舞曲,波兰政府在当年还授权驻各国大使馆,为那些长期热衷演奏肖氏作品的著名钢琴家颁发了80本“肖邦护照”,光中国就有郎朗、李云迪、陈萨三位钢琴家获此殊荣。

  反观德国,舒曼的同胞们没有像波兰人那样在“纪念年”来临之际,大张旗鼓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位本国作曲家,毕竟在德意志的音乐万神殿里还坐着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尽管从来没有人怀疑舒曼作为伟大作曲家的崇高地位,但舒曼的光芒在历史上被这些作曲家遮蔽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舒曼的确不够走运,他本拥有非凡的天赋和想象力,又有着像克拉拉·舒曼这样的绝佳伴侣,却多少有些生不逢时。在浪漫主义热潮高歌猛进的岁月,舒曼内向的性格似乎抑制了他的灵感冲动,在炫技潮流席卷钢琴领域的年代,他却拒绝向潮流妥协,拒绝如肖邦、李斯特那样创作流光溢彩的钢琴作品。他最重要的钢琴作品《克莱斯勒偶记》《童年场景》《c大调幻想曲》有着含而不露的情感脉动和扑朔迷离的色彩,在不经意间将丰富的肢体语言植入作品,从而令其钢琴作品有一种精美的“混沌感”,比如那部貌不惊人的《幽默曲》中就暗含着诡异的调性笔触,令人仿佛看到了勋伯格的魅影。

  许多单纯追求技巧极限的钢琴家可以轻易地演奏李斯特的《超技练习曲》,把肖邦的《谐谑曲》弹得滚瓜烂熟,却经常为演奏舒曼而苦恼,这些音符对于他们技能优越的双手本不构成任何障碍,但每每在琴键上放下双手,却难以捕捉到属于舒曼的理想声音,以及那平衡、全面、浑然的复调音乐魅力。

  舒曼或许刻意给钢琴家们留下一道难题,这不免让人联想起少年时代的舒曼曾是一位早慧的钢琴天才,然而在手疾的摧残下,他只得放弃前途无量的职业演奏生涯,而这一经历或许让他对纯粹的演奏技巧心生敌意,反而转向挖掘音乐内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甚至演变成了“钢琴交响化”的倾向,他的《大卫同盟》《交响练习曲》都流露出这种特质。

  但有趣的是,在营造了“钢琴交响化”氛围的同时,舒曼就像布鲁克纳把管风琴作为交响曲的喻体一样,让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展现出“钢琴化”的特征。他的《c大调第二交响曲》谐谑曲乐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种减七和弦音阶排练完全是钢琴式的写作手法,却给管弦乐团的演奏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至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北京的音乐厅里听过这首作品,并且早已记不起上一次外国乐团来华巡演舒曼的交响曲是何时了。

  显然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和马勒相比,舒曼的交响曲不够有说服力,但它们仍然十分卖座。通常评论家认为舒曼的交响曲虽然不乏亮点,比如持久的抒情性和神秘主义色彩《d小调第四交响曲》,以及具有浓烈的日耳曼民族意识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都是佳作,但配器的平庸却影响着这些作品的成色,以至于马勒曾将他的四部交响曲重新进行了配器。或许,乐团的演奏家们认为舒曼的交响曲,甚至包括《曼弗雷德序曲》的难度和其所能展现的精彩程度不成正比(这和他的钢琴作品情况类似),但平心而论,有多少指挥家能够以足够的耐心、细致地料理舒曼的这些作品呢?

  舒曼唯一的歌剧《杰诺费瓦》1850年首演后便淡出音乐舞台,1995年德国一家地方剧院演出这部歌剧时,距离上一次1925年被演奏,它已经阔别世人长达70年之久。不过这倒突显出了舒曼在声乐作品中的非凡成就,尤其是那些在1840年创作的声乐套曲,如《诗人之恋》《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桃金娘》等。这些作品诠释了诗歌与音乐完美交融的可能性,并为理查德·瓦格纳日后将诗与音乐的高度黏合树立了最早的范本。在后者的歌剧或者乐剧中,器乐与声乐的互文曾经大量出现在舒曼的歌曲中,难怪上世纪70年代指挥大师卡拉扬在演绎瓦格纳的歌剧时,曾将一种鲜明的德语浪漫主义歌曲风格注入其中,而舒曼的声乐套曲比他的钢琴独奏作品更能准确体现其“钢琴诗人”的身份。

  在逝世160年后的今天,舒曼总会有一种理由令乐迷铭记。虽然他的艺术创作充满遗憾和不完满,但他最杰出的作品从未被埋没,比如他的大型清唱剧《天堂与仙子》近年来上演的频率越来越高,为听众提供了更多角度欣赏这位天才的艺术魅力。

  人们感受着舒曼非凡的想象力,而很少在其中体味到幻听症和精神分裂给他所带来的痛苦与折磨。与贝多芬那种充满抗争精神的形象,或者马勒煞有介事的撕心裂肺不同,直到今天,舒曼仍然保持着他诗意与高贵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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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