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野望文存-文艺!
当前位置:野望文存-文艺 > 热点资讯 > 诗歌 >  编读往来||伯竑桥:青年诗人作为一种鸟类观察

编读往来||伯竑桥:青年诗人作为一种鸟类观察

发表时间:2019-09-10 10:15:00  来源:野望文存  浏览:次   【】【】【


编读往来


青年诗人作为一种鸟类观察

——读《星星》2019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专号之札记

 伯竑桥


《动物世界》告诉我们,在自然界,一共有九千多种鸟,不同的鸟,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枝头,飞往天空的姿态都大有不同。作为万花筒的飞鸟,往往看不清自己的身影,许多瞬间唯独留存在观鸟家的镜头中。同为大学生,我与本期的20位青年本是同代人,向诸位读者汇报,现在情况如下:他们负责当鸟,我负责观鸟;他们飞,我看着。虽显得我颇为造孽,但据说是革命相同,分工不同,也便欣然从了命,观鸟的功夫本不在“鸟”,而在“观”,观得好了、准了,若有只言片语对作者和读者生发了作用,也算功不唐捐。


如同观鸟作为一门学问,在王向威《事物的教育》中,乡居作为一种缅怀却日益下坠,对事物的观察隐含着外来者的视角,“重新接受这些事物的教育,为一个人的脸庞找到表情”,其中,母亲作为乡居的一种,也在叙述中变成了众多事物之一。“带了录音棒,想让她口述/记下过去的生活,走时却带了与她无关的声音。”并不沉迷在“博士还乡”式的粗鄙和俗套中,反而代之以沉静凝视过往事物的“格物”般的坚定(尽管是带有三分忧郁的),这便是此诗的脱俗所在。在王向威的另一篇《童年》中,“如果我弯下腰注视那个小洞/它还会认得我吗”,他以极平实的口吻写到儿时曾喜欢的一处门上小洞,诗的运行如同电影镜头缓慢横移,末尾处的这处忽然发问,听上去声音可远可近,在这一瞬间,飘忽如洛尔迦那首《哑孩子》,又像挖掘着土豆的谢默斯·希尼、淡得再无半分欲望的陶渊明。


与之相异的是李柏荣,诗中具有在当代较为少见的直接抒情性。在一首诗中,抒情性的突出并不取决于题材,而是要么依靠意象,要么依靠节奏。若是这两点做得够好,屎尿皆可以用来抒情。回到李柏荣的《南山寺》,“空旷”“失重”“虚妄”“往事”、“宿命”等意象,将山寺的此情此景,托升去到彼岸时空的禅意高度,颇为可惜的是,连续的大词略显空泛,全诗应该尽量避免成为一种背光摄影、打着文艺暗影的哲学偶像剧。成功的例子也来自于李柏荣早前的另一首诗《父亲》,“逆光里,两种语言,同时谈论起父亲。”此时恰到好处的节奏感从声、光、画三面都奇妙地传递到了。


我并未见过张媛媛,但读完《阅读厨房》后,愿意相信这是一个骨子里性感的女子。“湿润的冷气柔和干涩的眼球”,细微的触感捕捉是相当困难的,而“蒸锅里,小南瓜渐渐析出淀粉”一句,气质独特,恍若整个对象已置于显微镜下,又或是爱人的眼睛里汗津津的身体。值得讨论的是末句“碎陶片正将我放逐”,双关里潜在的知识用典(古希腊以陶片决定放逐犯人)是否下意识地流露了自己诗所期待的读者?


王年军出手不凡,《早年的博尔赫斯》有着所有知识型诗歌的长处。“这时的天空”“这时的秃鹫”“这时的博尔赫斯”三环构成了叠唱,韵律感的舒适协调让这首诗的学院冷气少了许多,而“巫术”“迷宫”“狮子”“桃花心木”的意向群并不突兀,熟悉博尔赫斯其人其作的读者都能很快找到它们的客观对应物,不至于在语言的编码中迷路太久,“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诗还在韵脚中突围/魔法刚刚炼成/还不能放开手脚、点铁成金。”这样的结尾以其时间线的颠覆带来阅读的新鲜感,其中自带有怀旧式的低沉,却仍有一个能够点铁成金的光明未来,这种“安全的感伤”中正平和。而《电话》展现了王年军同样不乏即物写作的能力,他对真实生活触感的把握,在困而不窘的亲情矩阵里,保持了体面和同等分量的危险。


当青年诗人作为一种鸟类观察——有些鸟成熟,飞得稳,飞得老辣,但安文年轻,其诗其人莫不如此,也因此福祸相依。在他的诗里,轻盈的语调是重唱数音里的主导,情景的发生地要么在自然,要么在古城旧迹旁,意象的选用也说明他的诗学资源主要来自东方传统,这在各种主义层出不穷的当代语境里,朴素单纯已是殊为难得的美德,也是对读者的善意。


熊志彪的诗中,我一眼就看到《重读盖茨比》:“翻一翻书页,已是上流社会的黄昏。”这样的讽刺之所以巧妙,是因为熊志彪本意并不是讽刺,更近乎理解的同情,因此反而更加浑然。顺带一提,这一点上,他优于许多以历史或当代社会作为强烈抨击对象的青年诗人,他们往往惯用圣人式的肃穆或狂热去质问写作对象,其酸腐和戾气让人掩鼻。


作为年轻而无经验的鸟类观察家,我依然辨认出其中一些鸟类的声音。陈航在大约两年前横空出世,两年后他的技法更加稳定。坦白讲,《照相术》一诗的水准是我所没有料到的。开篇一句“她逃到某个镜头里,试图还原年轻时的火花”作为一种语调,简洁冷峻,迷人得无可救药,“在按下快门前,她已熟悉了/旧婚姻的暗室”,整个句子都作为上一局的补足语,更增加了因诗歌叙述视角的距离带来的零度感。“他们如/冬日的飞鸟和雪,不再是/连理枝”唯美主义的比喻中和了苦涩,取代以并不存在但却有效的洁白幻象。如此细腻而节制的诗,践行了陈航一贯的审美主义和感伤语调,并有着很好的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平衡,是他这几首诗中“最响亮的玫瑰”。


魏欣然的诗中有无法抹去的真诚率直,作为一种品质,让我乐于与之周旋。“除了白,她把不喜欢的颜色/都一个一个摇掉了”、“我们总是这样,让傍晚的颜色渐浓/仿佛一个词/用空了它所有意义。”若要有所提醒,则是她诗中的停顿大都相似,多以四字词作顿,形成了一个雷同的节奏,对本该新鲜的语调有所影响,实为遗憾。


“我可否只是写诗,而不被质问有没有才华?”杨依菲的诗歌构成可看作两部分,一部分是细腻精巧的营造,另一部分则往往朝相反的方向语出惊人,以直白得近乎粗粝的口吻问出写作乃至生命的核心问题,这已超出艺术的范畴而触碰到每一个存在者所思考的:美的标准,乃至“自由”本身,是否可被证实,或被证伪。而这,也正是青年诗人们完成技巧打磨后,急需重新捡拾的胆量。


忽想与陈坤浩把酒言欢,齐膝陷入他诗的暗雪里,身上裹紧触感迷幻的亚麻。在《鱼类》中,“他们上车下车,以出现与消逝/维持着巴士的生命。就如你时常梦见/拥有着鱼鳃,任凭它一张一合。即使空无一物/即使无水。但都是为了生活。我们都一样/都在努力上坡。皮鞋、西服/鳞片光鲜靓丽,所以不免互相割伤。”感伤通常是廉价的,可当感伤的本质成为对生活洞察后的裕如,便是幽深的光。


与复旦诗社的不少年轻诗人相似,李玥涵诗歌在“距离的组织”上已驾轻就熟,行文充满镜头的转移与横跳,却精巧包裹着语调的连贯,恰如上好的中式点心,里头是松散利口的馅儿,外头是圆润光洁的酥皮。在写作高度自觉、文体意识已初显现的复旦青年诗人们手中,旧迹皆能出新,窄处可以窥深,然而成败都在“窄”与“深”中,若能中和以生命的开阔,那会得到技巧以外的人格上的说服力。如同昔日李长之先生将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相提并论一般,写作的可持续性,终究取决于写作者的精神力量到底有多少。


我已盘桓太久,用掉过量的胶卷。此刻鸟群扑打翅膀,齐齐从我头顶掠过,如一块植满斑点的天空。尹褀圣的文字里有着典型的乡村经验的良善与重量,题材的分布集中,虽然略显拥挤,可从一位诗人写作母题的角度上,已足够他继续开掘。如果能时刻谨防过早地风格化,就不能说他的乡村写作没有价值。柳燕的诗,是典型的云南好诗,山川风物无不天高地阔,又比西北边塞诗多一分彩云的歌调,这种边塞感和生活感的结合,让我想起同样来自云南的青年女诗人童七的一些作品。不过,文章不朽之盛事,如若以一生的长度丈量,写得太有“典型性”是否是纯然的好事?值得我们一起探索。付炜来自中原,负笈巴蜀,文字中并无柳燕那样明显的地域色彩,走的是意象派的路数,他的长处是意象的选取范围宽广,足见对此的功夫,然而有些诗作(如《谷雨》)的密码超出了诗人自己的控制范围,乃至于到了结尾处依然不见解码的线索,这样只顾苦吟、与书本对话的的修辞,假如并不给理想读者一个出口,那么在意义上是无效的,对于付炜这样充满表达欲和表达能力的写作者来说,或许值得警醒。


胡清华的诗,吸引我的是一难得的“理趣”。在现代汉诗的写作群体里,不乏以诗作歌、作刺、作迷宫的人,却少有诗人专注于表达生生不息的朴素趣味。“多年前,在仰望星空时/你发现,地球/是圆的,它让你在任何一处/都站在顶端。”我注意到她声称自己的诗观是“一颗心灵第二次说的话”,果不其然。相似的还有焦典,在《饺子》中她写:“摇滚猫王和我奶奶一起哭着坠地,虽然他们/一生从未相识。”极其异质的摇滚猫王和乡村的奶奶在一个句子里并行,幽默、狂野又认真。同时,焦典还有不错的即物写作能力,本期《星星》中,他的诗作悉数是以一个物品或时间引发更深的情思,而非“凌空虚蹈”。


这期杂志里,肖杰是唯一一个采用“汉语十四行体”的作者,尽管在《落春十四行》的后半部分,韵脚开始散乱,并不严谨,但不妨碍他在格律的镣铐里尽力展现出良好的诗意密度,这是他的能力。缺陷,则依然是低辨识度带来的同质化,迷宫如果没有设置一个出口,则更像是水泥匠的一个玩笑,当然,在我们的诗歌写作学徒期,这些都是应交的学费。杨海燕的诗情绪饱满,毫不作伪,这是初学者的好品质,尽管整体还略显稚嫩和粗糙,但我期待她能在生活的激荡和技艺的打磨里,通过更加克制的笔法,将“下落不明的爱找回来。”


来自四川凉山的吉候路立,诗中随处可见彝族男儿几个特性,我归纳为:亲自然性、鹰性、婴儿性。三者并存且交织,呈现出矛盾又纯净的诗的景观,相当有趣,不过诗人也应注意及时扩展自己的诗学资源,开发出新的禀赋,比如更精准、更沉着,以此避免或延缓“诗歌武器库”的耗竭。宋素珍的写作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然而这女性色彩莫如说是少女色彩,因为其体现不是通过身体和性别,而是通过细腻的编织,和主题意象的偏好:抹茶千层、阴天、兔子、森林、星星。闲芢颇有意思:贵州青年,长三角地区读书,其笔下的意象和审美取向都是古典印象中“江南”的现代投射;而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同一个地域出生的人,有的全然投入到新的写作场域中(场域借用自社会学布尔迪厄概念,作为一个淳朴的观鸟学家,我从不像有些文学学者一样乱用,因此敢请读者原谅这一腐臭的洋书袋),置换自己的“背景”,变得“学院”或是“陌生”;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些同乡,选择坚持自身天然的属性,忠实于乡土的声音。其中,我想,除了各人的人生际遇不同,也因为少年牧马的随意,或是得鱼忘筌的遗憾。


工业与信息社会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写作者之视野里,电影与诗的关系紧密,元素互现。电影领域,先是有二十六岁的毕赣拍出诗化电影《路边野餐》,后有胡波留下毁誉参半的《大象席地而坐》;诗歌领域里,继北电的青年诗人从安后,侯乃琦是又一个有着电影研究背景的新星。我注意到,她的几首诗里,不断出现“穿过”“闯入”“驶过”这类表达横移的动词,好像在读诗时,有一台冬天里冒着白烟的摄像机正沿镜头外的钢轨吱嘎吱嘎地移动。也许在某天的未来,她的词语能够更为精密,更为锋利,如同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当年要求镜头里每一片叶子掉落的时刻都恰到好处。


 写完停笔,成都下雨。一度布满影翳的夏天,如今正随鸟群在一个长镜头中虚化,观鸟家已无鸟可观。二十二位写作者,我已一一记录下他们振飞的瞬间。过路君子!你读完后不难发现,其实我本是一介鸟人。我们将青年诗人作为一种鸟类观察,正如树间的鸟群偶尔观察我们。

 

 伯竑桥 2019年9月4日  于塔子山




伯竑桥,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1997年生于万州,长于成都,武汉大学中文系2015级毕业生。






责任编辑:许战泉